（大盛魁旧址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昔日的钱庄只剩断臂残垣）

    内 蒙 古 的 银 钱 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■苏利德

    清咸丰3年(1853年)4月，清朝户部奏请变通钞法，易银钞为钱票。6月5日奏准招商承办乾丰官银钱号，并在内蒙古的归化城设分号一处，对当地驻军发行钱票，与制钱并行，搭放一定成数。后因钱票发行过滥，户部即于咸丰11年(1861年)10月28日将乾丰官银钱号裁撤，归化城分号亦随之撤销。

    清同治年间，绥远官府每年阴历正月，在各钱铺开市前，由“生息银”的款项下拨出一部分交归化宝丰社总领，贷给归化城各家钱铺，用于经营。当时规定的月息仅为一至二厘，年终才本利清还。所以，这种官款的借贷，促进了归化钱铺的发展，尤其对资本薄弱的钱铺，有很大的帮助。

    清光绪八、九年(1882-1883年)后，漠南商埠重镇多伦仅皮毛、牲畜两项交易额每年多达3000至4000万两银；殷实商号就有3000多家，每天交易粮食200多车。工商业的繁荣，促进了银钱业的发展。据俄罗斯蒙古学学者阿·马·波兹德涅耶夫著的《蒙古及蒙古人》第二卷一书中反映：1893年(清光绪十九年)多伦“在兴隆街上还集中了许多银号和钱庄，这是公认的最富的行业之一。”清末，多伦诺尔有各类钱庄、钱铺等20多家，规模较大的有永巨川钱庄、万兴成钱铺。

    清光绪中叶，绥远的面粮店因农业丰收，曾有预定米面交易，它们所收到的预定款，大部分存于各家钱铺，使钱庄业有了长足发展。据统计，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，仅归化城的钱铺就有30家；宣统年间，约有32家；其他商埠城市也有许多家。

    19世纪中叶，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加紧对内蒙古资源的掠夺，俄、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日等国在归绥、包头、海拉尔、满洲里等城镇均设有规模较大的洋行。仅归化城一地专门收购羊毛的外国洋行就有7家。到19世纪末，在内蒙古开设的外国洋行著名者已有21家。这些洋行通过钱庄融通资金，使钱庄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。据统计，俄商从海拉尔每年将价值160.5万卢布的肉类、牲畜、矿产资源等运往俄国；日本在内蒙古仅搜刮羊毛一项，每年即达四千银元之巨。

    辛亥革命后，外蒙古宣布独立，旅蒙商受到很大影响，使换取的皮毛牲畜不能南运；同时祁县、太谷、平遥等处的封建资本集团，由于政权更迭，局势动荡，对在各地开设的钱铺也纷纷收庄。民国3年(1914年)至15年(1926年)，由于局势渐稳，各地的钱庄又有所增加，营业情况亦较前扩大，尤其是票号衰落，银号逐渐兴起。银号主要集中在归绥、包头、赤峰、满洲里等商埠。银钱业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存、放、汇以及银钱交换业务，同时还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，发行银钱票及庄票，代理收付款项和仓库业务，金融功能更加齐备，分庄、分号等分支机构向更多的城镇发展。内蒙古的银钱业主要有归绥的28家、包头的21家、丰镇的10家、萨拉齐的29家、临河的1家、集宁的4家、多伦的7家、赤峰的21家。

    民国15年至17年(1926-1928年)，由于军阀混战，银钱业受到极大影响，钱商损失惨重。从此，各地的银根日渐紧张，各种纸币充斥市面。民国18年(1929年)各地的旅蒙商业大见萎缩，兵燹旱灾也相当严重，因而银钱业也随之衰退。日本占领东部内蒙古后，清朝和民国时期设立开业的一些钱庄纷纷关闭，只剩下几家实力较强的钱庄还在勉强维持营业。开始，伪满洲国在东蒙立足未稳，其金融势力尚未占统治地位，还允许一些合股经营的钱庄开业，兹后，随着伪满洲国中央银行、兴业银行、金融合作社及兴农合作社等金融分支机构的相继设立开业，中国人开设的华资钱庄被迫先后关闭。如民国22年(1933年)日军侵占多伦后，成立了经济监视所，不准私人办钱庄汇兑业务，多伦最后一家钱庄裕合魁也于民国28年(1939年)改成以经营绸缎、布匹、日用百货为主的生记杂货铺，但仍兼营钱庄业务。

    1933年4月废两改元，致使钱庄银钱兑换无法盈利，营业收入锐减。各地的银号钱庄受其影响也随之减少，时内蒙古最繁盛的归绥钱庄减至10多家。

    内蒙古西部地区及至民国22年(1933年)后，经济有所回升，钱庄银号才又有所发展。（来源：内蒙古日报）